公設專業國樂團的演藝屬性定位探究

── 以【高雄市國樂團】為例

撰文/賴錫中

一、導論

( 一 ) 公共政策的民主機制與政治權力結果

一個公共政策的初始思維、議題形成、擬具方案、作業決策、付諸行動與檢討策進等歷程,均必須圍繞在以初始思維所欲達成的目標之邁步前進與適度修正,通過民主機制的運作與檢視,讓公共政策確實抵落在雄厚的民意基礎之上,藉以提升植基全民意志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福、交通、環保 … 等施政的滿意成效。

在台灣民主社會的逐步發展過程中,由於某些公共政策具有迫切性、或當時缺乏適當的開展機制、或出自政府本身複雜的主事動機,以致於由其直接以行政權力決策施行;其中,現存台灣所有公設專業的交響樂團與國樂團──包含【高雄市國樂團】 ( 以下簡稱“高市國”或“國樂團” ) 在內,都不外乎是這個政府行政權力決策下的文化產物。

 

( 二 ) 樂團改制動力下的營運與動力減損

高市國創團初始即全力表現以爭取納編的可能性,全體成員深信只要“努力排練

、好好演出”樂團就改制在望,對於所有團務的配合要求無不全力以赴,因此不論每月有多少場的音樂會、不管演出場地在音樂廳或室外搭設的野台、更且不管演出曲目是國樂古曲的《春江花月夜》亦或流行金曲的《愛拼才會贏》,充滿蓬勃朝氣的樂團成員為了打造日後的鐵飯碗,更是使出渾身解數伴隨樂團“南征北討”。但是轉眼數年過後,樂團改制的希望依然“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個遺憾的確造成不少樂團成員內心的無奈與焦慮,同時也在信心滑落中減損了原先演藝動力的能量。

 

( 三 ) 樂團定位釐清團務作業與工作條件

回顧高市國創始年代和往後陸續來到樂團的所有年輕成員,隨著賣力工作與認真教學的音樂生活中也增長了年齡,立業成家後的許多經濟問題亦漸次浮現,樂團先前努力衝勁的那股動能,又逐漸在政府部門無意改制和各種生活壓力之間面臨了諸多變動的因素,以是,大部分的成員開始對樂團的定位走向產生高度關注的傾向,希望在己身所處的變動環境中,至少釐清一個得以真切掌握的工作條件。如此出於人之常情的課題實在可以理解,同時也符合樂團繼續營運發展的指向作用。

 

高市國雖然一直未被高雄市政府正式納編為機關,但是所有團務經費和行政管理都由市政府編列預算與派員督導,實際上可以說是一支“半官方”或“準公務機關”的樂團;儘管樂團設置之際係登記為“業餘演藝團體”或 2000 年底高市國遷入高雄市音樂館後改登記為“職業演藝團體”,但有關音樂的排練、演出與內部行政管理,都具備有專業國樂團的運作架構,其整體運作模式乃為“專業國樂團”的機制則是無庸置疑。這支由高雄市政府於 1989 年 3 月 6 日 第 340 次市政會議 通過成立並補助經費的專業國樂團,在創團團長 蕭青杉 先生與筆者接任第二任團長 (1992.10 ∼ 2002.8) 期間

,為了爭取樂團改制機關而採取全方位營運的貫徹策略,多年的團務運作亦在樂團成員懷抱改制成市立國樂團的期望中推展無慮;但是前開團務納編困境與樂團成員個人因素等問題的逐步來臨,樂團演藝屬性的定位問題也隨之興起。

 

( 四 ) 樂團屬性主軸位移的結果差異

樂團演藝屬性的定位問題,將決定樂團營運是採取專業演藝亦或普及推廣的主軸

,換言之,是預計將樂團置於專業性質的音樂殿堂之上、亦或置於推展性質的校園與社區音樂會的一般舞台之中,雖然兩種性質都同樣是國樂演奏,但是在不同的屬性定位下,演奏活動的場地不同、聆聽觀眾的對象不同,將連帶導致音樂的曲目與風格有所差異,並且在樂團內部管理必須面對:成員評鑑的項目、工作時數的計算、團務經費的運用、編制結構的調整、以及專業音樂家的邀請等問題;在外界認知更必須面對:宣傳計畫的策略、公共關係的連結、票房行銷的作業、樂團形象的塑造、以及觀眾互動的養成等問題。

 

( 五 ) 樂團定位決定樂團存續價值

究竟樂團定位如何訂定?原因為何?結果如何?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此文化環境生態的變異中,樂團全體成員必須思忖:“不管明天是否變得更好!?但至少不要比今天還糟!”的露骨認知,樂團存續發展必須爭取儘量受到廣大市民的熱切支持,在積極戮力營創熱潮的團務推展時分,注視主客觀條件的現實差距、妥適拿捏公私領域的分際,清楚認知這個符合己身興趣與專長的工作場域之所有危機,從而尋求維繫樂團大我的穩固與尊榮,臣服於如此大我將是繼續承載小我的生命機體;此外,更且必須明瞭樂團敘薪聘請每位成員前來完成國樂演藝的各項任務,此為政府部門公務推展的執行與公資源的處置,但是不論執行這項文化工作的音樂家是何等的辛勤,最後決定國樂團是否存續的客觀要素,將主要建構在 150 萬高雄市民的民主意志之抉擇答案。

 

二、樂團定位的重要性

( 一 ) 建構樂團、政府與民眾的互動基礎

公設專業國樂團的設置目的與其整體演藝屬性的定位,攸關樂團發展能量與藝術市場導向的最終價值。這個價值所轉化的政府文化施政之具像結果,除牽涉在此框架中所進行的團務運作──包含樂團經營管理 的遵循依規參數、團職員養成的素質能力要求、以及樂團建構在社會層面需求度與文化市場消費度 … 等重要條件之外,在此種樂團演藝定位下所呈展的總體營運績效,更也是政府部門對團務進行考評項目與增減補助經費的作業準則;尤其社會大眾也將通過對樂團整體表現的感受與認知,做為檢視政府對人民提昇文化生活的施政成效。所以,樂團、政府與民眾相互維繫關係的縝密程度,將主要取決於先前為樂團營運所設定的演藝屬性策略是否奏效。

 

( 二 ) 樂團演藝屬性的定位概念

在政府初始設置專業樂團做為文化施政的機體之際,有關樂團營運的演藝屬性至少可從“區域”和“演藝”兩個不同性質的級別與功能之設定加以考量,從而促使樂團營運目標更為具體並彰顯政府文化建設的施政績效。其中,在“區域性質”的不同等級裡,可以區分為──世界級樂團、亞洲級樂團、國家級/台灣級樂團、以及城市級/地方級樂團等不同層次的地理級別;在樂團本體“演藝性質”的定位則可區分為──專業國樂演藝性質和社會音樂教育推廣性質等兩個不同層面的屬性功能,如下表所示:

§ 圖 1 公設專業國樂團演藝屬性定位級別與功能及其進階指向圖  

 

( 三 ) 政府施政下的樂團設置與預期成效

觀照一支耗費不貲、成本昂貴並且受到社會高度矚目的公設專業國樂團,在其樂團經營追求純真、至善、唯美的藝術發展歷程中,通常會傾向以“專業國樂演藝性質”做為樂團屬性的發展重心,而這往往也是幾近百分之百來自於科班畢業的樂團成員想當然爾的自然情事。況且在政府部門係以高額的公資源挹注樂團以開展團務作業,莫不深切期待樂團能夠產生演藝的精湛品質、良好口碑與完美形象,並且得以迅速反饋到文化建設的具體成效之中;相對而言,這種組織規模龐大、匯聚音樂人才、以及經費額度可觀的專業國樂團,在類化為社會大眾對政府文化建設“看得見”、“聽得到”的簡易施政概念,著實讓各級政府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願意成立如此具有裝飾城市文化門面與洋溢民族音樂聲韻的公設專業國樂團 ,並有部分縣市亦酌予補助經費以協助樂團存續而充實城市文化風貌的實例

公設國樂團的演藝性質定位與其據以朝向目標的開展運作,在出自政府部門施行文化政策下的概念規範,不但一方面要求樂團兼顧演藝質量,另一方面更著重樂團必須獲取社會大眾的青睞。然而,長久以來,由於政府組織內部缺乏管理樂團的人才與制度,導致政府本身與樂團的對口單位之間,無法充分建立文化藝術管理作為的有效機制,在此種專業不足的管理結構危機中,政府部門意欲藉由公資源的挹注來轉化一支叫好又叫座的專業國樂團、期盼以高額度的經費補助來刻畫高向度的文化指標,這種文化藍圖的概化構思是否將能確切實踐?答案亦恐難以拍板論定。

 

 

三、高雄市國樂團的演藝定位探討

( 一 ) 專業演藝屬性的成敗論斷

以南台灣最具規模的專業國樂團──高雄市國樂團而言,樂團抱持專業國樂演藝性質之定位真否可行?答案雖然非完全否定的 ( 至少筆者於 1992 ∼ 2002 年間擔任高市國團長任內所為,有關樂團在強化國樂專業的營運策略,不但加以高度重視,並且也深具豐富經驗與實際成果 ) ,然而筆者更深切地以為:一支受領公資源的專業國樂團,在為樂團演藝性質進行定位之際,實在無法太執著理想原點而僅窄化趨向以“專業國樂演藝性質”為限,因為以高雄市約 150 萬的人口數而言,真正聽過國樂的市民仍屬有限,而其中聽過國樂又喜歡國樂的市民人數就又將局部減少;再從樂團假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德堂辦理音樂會的出席率可以發現:即使觀眾熱烈支持而人數爆滿的音樂盛會,每一場音樂會願意付費購票的忠誠愛樂市民則實際不到 1,700 人次 ,僅佔高雄市總人口數的 0.11 %左右,如果以全年度在該場地演出 10 場售票音樂會的場次而言,購票入場的觀眾總數也還是低於 17,000 人次,然而這種表象看似熱鬧的出席人潮,充其量也只不過佔高雄市總人口數的 1.1 % ( 高雄市民參加高市國音樂會的出席率比起其他演藝團體已屬高檔層次 ) 。

在這個假設最理想的觀眾出席狀態中,購票消費高市國音樂會的高雄市民佔城市總人口數的每一單場 0.11 %、或全年度 10 場合計至多僅 1.1 %,如此低落數據的背後意涵正顯示出:假設樂團堅持固守以國樂專業演藝性質為導向,忽略普及推廣國樂社會教育的深耕意識,這種團務運作的外化效應雖然契合樂團成員所擁抱之專業理念,但從逆向思維的現實探究卻令人驚見──當樂團陷於單純採行專業演藝屬性的定位、戮力為這些忠誠觀眾做出專業服務而表象亦呈現具體成效的迷失中,由於眼前的爆滿觀眾實際僅佔全體市民人口總數 0.2 %以下的極少比例,所以高市國的每場音樂會仍然有高達 99.8 %以上的市民並未選擇出席,這種不利團務穩固發展基礎的結局亦顯示出

:國樂團的演藝文化與?大多數市民生活文化處於嚴重疏離的窘狀!對身為公設專業國樂團的高市國而言,實在非福而是禍!!

從上述假設高市國每一單場 ( 或年度 ) 音樂會觀眾爆滿的最多出席人數和高雄市總人口比例的關係檢視,兩者比較過後的數據存在高度落差的現象,曾令筆者於團長任內充滿憂慮與不安的責任重擔;當然整體結果背後的原因非常複雜,與樂團演藝質量或藝術管理效能也並非可以連結出絕對的過失等號;但是,樂團演藝屬性的定位問題,如果還一昧堅持為專業演藝屬性並迴避參與提升國樂文化的社會層面之普及風氣與道義責任,在推諉逃避或僅檢討他人的心態下,可能形成出自演奏部門成員隨性一句“行政部門宣傳不力”、或者行政人員也使性回應一句“演藝程度有待改善”的不妙攻訐

,以致不但未能撥雲反正以明瞭問題核心,同時還將牽動彼此糾結情緒而失去樂團珍貴的和諧資產。

 

( 二 ) 公設樂團欠缺市民關愛消費的警訊

筆者潛心思慮的重點是:一個受領公資源的樂團倘若發生陷入欠缺廣大民意基礎的現實局面,無論問題的真正原因如何?這種警訊絕對是政府與樂團雙雙必須嚴肅正視的切身課題;試想政府的資源為何一定要投注在此一堅持專業演藝理想卻又在文化政治面相“效率不彰”的樂團身上?反觀如果將這三千多萬元的樂團經費,轉而補助給其他非常努力而欠缺經費的高雄市各個藝文團體,豈非更能迅速提升城市文化建設的恢弘成果,並且還將贏得更廣泛的市民 ( 觀眾 ) 族群對政府施政績效的崇高肯定 !?

誠然,缺乏市民支持的樂團將在公資源的享用上也喪失其正當性,沒有一個城市的居民會同意政府每年耗費數千多萬元來補助一支?大多數的市民並不願意去參與(或參與意願低落)其音樂會的樂團,同時在政府部門當然也並非欠缺檢視自我施政成效的機制、市議會的民意代表更不會讓一支沒有票房的樂團再繼續通過政府予以編列補助經費的審議案件 ,尤其高雄市其他眾多苦撐經營的民間藝文團體,無不眼睜睜的注視領用文化高額預算的高市國的一舉一動。在這種充滿感知交雜、現實弔詭與數據說話的之文化環境裡,筆者以為有關高市國的樂團定位決策,當然無法採用部份成員信守抱持的“專業國樂演藝性質”來做為定調目標;因為單純保守而不慎忽略整體環境變數的結果,將使樂團步入曲高和寡的孤寂道路,這種與市民生活文化漸行漸遠的傻勁堅持,終將形成高市國繼續受領公資源的阻隔屏障!

 

( 三 ) 樂團受領公資源的策略面相及其條件思維

是以,筆者在經營高市國期間,深刻了解樂團文化與高雄文化尚未建立接軌的主流價值,高雄市民對高市國依仍存在許多陌生的距離感覺,因此樂團必須積極地採用“位移殿堂舞台”做為文化市場的推展策略,仿效“貨郎兒” 式的沿街叫賣模式,將樂團本體置入人群當中;當然在此推展音樂軸心位移策略的背後主因,乃是期待培養來日愛樂民眾以追逐明星般的激情,踏入音樂殿堂聆賞樂團專業演藝的精湛實力。換言之,樂團必須從原本懷持專業國樂演藝性質的理想中,暫時予以大幅修正或留存心底,先行定睛觀照樂團自身民意基礎與音樂文化消費市場的關係如何,從而面對樂團生存環境裡的誘因不足與魅力不夠之現實,更務實地轉化以音樂市場行銷手段來建構更廣大的市場消費規模──從一場場普及推廣的音樂活動中,讓社會大眾一點一滴的接受國樂聲響、開始認識國樂器的名稱與造型、學習聆賞國樂作品的美感特色、更且體會到國樂團是現代本土音樂文化的顯像者、國樂團的存在有其必要的真切價值、以及因為參與高市國的活動而充分提升自我生活的品質 … 等緊密環節的要素積累;而這個邏輯性的市場形成之信仰與理念,將必須在樂團的定位上保持著既周延細密而又富有運作彈性、既展現藝術品味也引領市場風潮的雙命題作為。

 

§ 圖 2 國樂團建構消費市場的推廣策略步驟及其預期結果一覽表

 

因此,有關筆者在為高市國的樂團發展定位思考之際,主要就圍繞在下列二個立體思維的空間交集:

 

其一,高市國要為這個城市具有國樂素養的內行觀眾展現樂團專業的演藝水 準,讓 他們感受到聆賞高質量國樂藝術品味的享受就在高雄,體認高市國是“南台灣的藝術尖兵”與“打狗城的文化精英” ;同時,樂團再以適切的營運策略,將此專業演藝質量全盤位移至海內外的音樂殿堂之中,以音樂行銷的實質效能來驗證高雄文化的國際水準,進而提升高雄的城市能見度。茲將 國樂團定位構思之專業演藝性質策略解析邏輯圖繪如下:

 

§ 圖 3 國樂團定位構思之專業演藝性質策略解析邏輯圖

高雄舊稱“打狗”,打狗城即指高雄市;這兩個口號是要建構現代國樂與鄉土文化的親密關係。

 

其二,高市國要讓一般的市民大眾感受到樂團對高雄市的社會音樂教育非常用心地投入、對高雄市民提升文化質量的貢獻深具效應,再通過樂團作為的專案策略──例如演奏通俗曲目的精緻改編作品、邀請參加樂團辦理多元普羅的音樂活動,使其體會樂團的存在係增加一層文化生活的享受並促進選擇活動參與的權益,深切呼喚他們深刻地“認知”國樂團充滿城市文化的尊榮形象、爭取他們對高市國回饋予高度的信賴與支持 ( 雖然這種來自廣大市民的認知與樂團成員的認知之間將存在局部的差異性 ) 。茲將國樂團定位構思之社會音樂教育推廣性質策略解析邏輯圖繪如下:

 

§ 圖 4 國樂團定位構思之社會音樂教育推廣性質策略解析邏輯圖

( 四 ) 樂團存續定位的堅持與糾葛

從思維的交集到具體呈現的進展歷程,筆者對高市國的樂團演藝定位,係乃採取──以“社會音樂教育推廣性質”為積極手段、和以“專業國樂演藝性質”為終極目標。因為受領公資源的高市國如果讓市民缺乏尊榮感和支持度,將使得樂團本身反而成為城市文化的沉重包袱,並且至少產生一個來自於政府部門或議員諸公的質疑與掣肘,屆時樂團遑論藝術理想性的實現,恐怕連最基本的存續都將面臨實質的危機,畢竟高市國的真正身分尚處於一個受領補助款的半官方屬性之大型樂團 ,而這個危機可能帶來的負面結局,對於處於樂團保護傘下的樂團成員而言,恐怕是無法想像與體會的問題軸心。

筆者對於高市國的樂團藝術屬性定位之理論與堅持,無非是基於保障樂團得以永續經營的信念與職責,因此,將這個受領公資源的樂團之存續發展重心,置於全體高雄市民的支持態勢之中,以拓展深耕樂團經營的各個層面。在實質營運的做法上,除卻定期假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舉行大型的國樂音樂會之外,更強化辦理普及推廣性質的各種類型音樂會,由淺入深地引領市民聆賞國樂並認識樂團,以輕鬆活潑的形式和民眾做近距離的接觸互動、以通俗易懂的國台語民謠穿插國樂本質的表演曲目、以解說和演奏交互進行的方式教導民眾認識樂器與樂曲、著重舞台設計佈景與聲光多媒體的視覺、效果甚至跨界結合爵士樂團、銅管樂團、民俗樂團、歌仔戲團、以及布袋戲團 … 等表演以開創嶄新國樂風格等策略。

§ 圖 5 國樂團開創嶄新風格吸引市民親近與消費策略邏輯圖

這種致力於常民需求的市場導向之策略方案,雖然採取一般市民最容易“理解”的國樂文化課題切入,企盼跳脫傳統國樂的制式窠臼與刻板印象,無奈這種公資源樂團在當代最需要被理解的作為,卻往往被置身封閉國樂環境與鍾情專業舞台演藝的周圍成員,誤解揶揄為俗氣的“菜市場”風格。

然而,儘管團務營運潛藏些許的輿論壓力,但客觀盱衡樂團存續價值的鞏固與發展,不但必須堅持高度穩定的演藝質量,同時更必須建立在高雄市民得以輕鬆接觸和熱忱喜愛的“民之所欲”的堅實堡壘之上,以音樂服務業的文化角色來建構樂團被市民消費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如果理性宏觀高市國在高雄市的文化映像魅影、並且擴及台灣各地、亞洲各國與歐美音樂殿堂等地所充滿眾多成功的經營案例與口碑聲譽,筆者似乎僅然“對不起”少數抱持偏狹想法而發聲嘲弄的周圍成員。

 

 

四、結論──國樂文化環境的建構期許

 

在台灣社會進展迄今的民主成熟階段中,任何來自公資源給予的補助將會更透明化、法制化和民主化,過往政府對成立和補助公設樂團那股由上而下的強勢決策力,將會在時下日益趨向民意主流的民主政治中,使樂團本體存廢或經費補助的決策動力

,建立在高雄市民是否高度消費國樂文化的民主作用力之上;因此,高市國在樂團演藝屬性的定位認知中,必須全方位連結與民眾的親密關係,讓高雄市民感受到──高雄市國樂團是全體市民的樂團,那麼高市國在未來團務的經營管理成效中,才能真正擁有生存成長的基本條件與被渴望需求的市場價值!

筆者以擔任高市國團長十年所處的文化前線之實戰經驗而論,更且深刻感受樂團營運邁向成功之路是何等的艱辛與漫長,理想目標的實踐需要全體成員充分具備專業能力、恢弘視野與廣闊的心胸;每一位選擇以樂團做為職場的音樂工作者,在這支公設國樂團音樂生命的維繫養成歷程中,必須體認所有牽涉樂團存續的必要價值和演藝質量之良窳評論,都將由市民觀眾的感知結果中獲得最終答案。或許做為消費國樂的觀眾顧客並不全然都是對的,但是樂團身為被消費的公設文化機體和政府文化建設的成就指標,只有以更貼切的音樂展演服務導向、以更全方位的文化觸角經營,引領市民大眾轉化成觀眾顧客進入國樂文化的消費市場、以更步步為營的行銷策略來達成創發感動的票房驗證,如此恭慎敬謹的深耕作為;才得以促使樂團承續本體發展的開創性,營造國樂團在當代文化環境中的紅火映像與藝術風潮。         

 

台灣目前由政府編列經費成立的專業 ( 職業 ) 國樂團分別有:教育部實驗國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高雄市國樂團和台南市立民族管絃樂團。

台灣各級政府補助的非專業國樂團例如有:基隆市立國樂團、永和市立國樂團、台中市國樂團、嘉義市蘭潭樂坊國樂團、台南縣南瀛國樂團、台南社教館國樂團以及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的市民國樂團與青年國樂團等。

例如自創團以來的歷任指揮,如曾經駐團的超過一年的關迺忠、閻惠昌,其他短期客席指揮如彭修文、胡炳旭、瞿春泉、黃曉飛、陳能濟、王甫建 … 等多位重量級的指揮大師,均曾先後擔任高市國的指揮,為提升音樂的演藝品質發揮魅力、投注心力。而重要的國樂演奏家例如劉明源 ( 板胡 ) 、林石城 ( 琵琶 ) 、周望 ( 古箏 ) 、許可 ( 二胡 ) 、龔一 ( 古琴 ) 、李民雄 ( 打擊樂 ) 、田鑫 ( 打擊樂 ) 、安志順 ( 打擊樂 ) 、馮少先 ( 月琴/三弦 ) 、張維良 ( 簫/笛 ) 、陸春齡 ( 笛子 )… 等,邀請對象還包括多位聲樂家以及辦理相關音樂學術交流活動的學者和作曲家;此外,樂團演藝活動和所錄製的專輯唱片,也在海內外的樂壇綻露藝術光芒。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德堂的座位數為 1,723 個,每場售票音樂會扣除 5 %貴賓券 (85 張 ) 後,座位數剩餘 1,638 個,但如再扣除約 200 張公關用的 10 元券,則可供銷售的票券將在 1,500 張以下。

1998 年中旬高雄市政府辦理市長 ( 吳敦義市長任內 ) 與文化界有約的座談會中,即有某音樂團體代表

發言建議市政府解散兩樂團 ( 至少一個團 ) ,將經費轉而補助其他藝文團體。

筆者曾聽聞高市國創團團長蕭青杉先生指出: 1992 上半年的高雄市議會會期中,曾有某議員以高市

國票房人數不如牛肉場 ( 色情艷舞表演 ) 人數來得多,提議全數刪除樂團補助款的預算案。

“ 貨郎兒”是宋朝民間挑擔沿街叫賣以販售日用品的勞動小販。

參見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廿六日高雄市政府人事處八五高市人祕字第 01420 號書函內容。

該次會議提案中的第十案係由教育局所提案由:“審議【高雄市實驗國樂團】實施要點”並獲決議通過。參見 1989.3.6 高雄市政府第 340 次市政會議之會議記錄。

此經營管理將連同包含藝術層面在內的樂團風格取向、編制規模、成員條件、評鑑項目和經費補助等作業。